（三）矿禁、关禁与民生 

嘉庆矿业政策无疑是一种倒退。 

从嘉庆以前的情况来看，朝廷内外一直围绕矿业的开与禁进行着反复的讨论，矿业政策也因而时禁时弛。总体说来，康熙朝是以禁为主，禁中有弛。康熙五十二年谕：“有矿地方，初开时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民藉为衣食之计，忽然禁止，恐生事端。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置得宜耳。”结果是未经开采者仍行严禁[68]。雍正时期则顽强推行禁矿政策，如雍正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鄂弥达等奏请开矿，雍正就批到：“广东近来年谷顺成，米价平减，盗贼渐少，地方宁谧，与从前风景迥异，今若举行开采之事，不免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于稽查管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畋，何必为此侥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兢之风？”九月十五日，广东提督张溥奏请开矿，雍正仍坚持说：“开矿乃扰累地方之事，断不可行者，已蒙皇考圣鉴停止。”[69]等等。乾隆年间则是以开为主，开中有禁。禁矿的理由无非是：开矿有碍龙脉风水；开矿扰民，易滋事端；矿徒易聚难散，难以控制，而其思想根源则是几千年来沿袭不变的农本思想观念。嘉庆继承了这种思想和政策，并执行得更为严格认真，而这种政策无疑是违背时代潮流的，也是极端保守的。 

应该承认，嘉庆时期确实存在社会动荡的问题，不少农民起义反抗活动也正是在偏僻地方形成和发展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嘉庆前期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参加起义的主要成分就是流居三省交界地区的流民，与官军周旋的地区也是在偏僻的三省交界地区，给统治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长达九年的时间，调兵十几省，费白银一亿余两，始得平定，几乎耗尽了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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