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和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条件的制约下，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物质财富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70]。这种问题就连喜欢粉饰太平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日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即闻乳保等因物价昂贵度日艰难之语，今又七十余年，户口滋生，较前奚啻倍蓰？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所不能”，因而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民生拮据的问题深为担忧[71]。也正是严重的民生问题和*上的严重腐败问题导致了乾嘉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要解决当时非常严重的民生问题，就必须对传统的经济和人口政策进行改革或调整，打破传统的重农抑末政策的束缚，通过大力开发工矿资源，吸收消化愈来愈多的剩余劳动力，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恢复物质财富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平衡。 

客观地说，嘉庆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当时民生问题的严重性，如嘉庆七年四月的一首诗《鉴德书屋述志》中就写到：“皇考治世六十年，薄海苍生沐厚德。小子凛承大业艰，鉴观心法勉君职。守成不易念长存，一人莅政抚邦国。黎庶繁增物力昂，地之所产难足食。”[72]诗词中，嘉庆深为帝国人丁迅猛增加，而农耕土地难于增加，造成民生拮据，难于筹划的焦虑心情。但他却顽固坚持传统的农本思想，错误地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仍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多产出粮食，同时使全社会形成躬行节俭的好习惯，所以他轻视工商、矿业的发展，继续而且是更为严格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如嘉庆二十二年一月，嘉庆谈到治国思路时就说，“崇本业，去浮靡，躬行节俭，怀保惠鲜，遇丰年务使家有余粮，逢歉岁则宜力筹接济，从欲以治，胞与为怀，同甘共苦，藏富于民，理财之道备矣，继以文辞教之……辨上下，定民志，正五伦，宗正学，先养后教之诚尽矣。”[73]嘉庆在文中尽管认识到“先养后教”的重要性，但过分强调“崇本业”的重要性，这种思想无疑是落后的，也是有害的，某种意义上说，嘉庆的落后经济政策对社会的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嘉庆帝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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