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禁止民人出关的目的，如前所述，不外乎二点：一在于保证东北地区旗人的优势地位，保持当地满人的传统尚武、纯朴习俗；另一方面，则是阻止关内流民这一动乱因素波及其根本之地。然而，清中期以后的经济形势是，随着社会安定局面的长期影响，社会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在内地更表现出人口与耕地矛盾异常突出。而实际上，内地早在康熙末年就已出现“生齿日繁，田土仍旧，……虽遇丰年，米价亦不甚减”的情况。乾隆以后，由人口激增诱发的生计问题更为普遍。中原地区如《商水县志》就说：“近年以来，十室九空，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大有之年尚多饥馁，一遇欠岁，流离载道，甚至作奸犯科，陷于刑戮”[74]。《温县志》也说：“惟是生齿日繁，艰于衣食”[75]。嘉庆以后，即使比较富庶的河南河内县也出现了“岁多丰稔，而竭其地之所产，不足供土著之食”的问题[76]。  

正是由于耕地紧张，生计艰难，内地不少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前往边疆及内地相对落后的山区寻找生计。如，四川在明末经历过长期战乱，成为少数几个地多人少的地区之一，自然成为重要的移民积聚地，加之清政府也积极招徕民人开垦，因而赴川人口增长很快，至雍正年间当地即已出现人口饱和的趋势，雍正《四川通志》就称：“向之川土荒芜者，今皆已垦辟，向之川民凋瘠者，今皆已生聚”[77]。故到乾隆中叶，地方官开始明确要求采取措施限制流民入川。至乾隆中期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不但汉民生齿日众，即苗民丁口亦渐蕃庶，所种山土不能宽然有余。”[78]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入而诱发的当地生活环境的日趋恶化。 

    因为有不少内地居民因无地可耕而到口外陕甘等地寻找生计，有的官僚便建议将其迁回内地，康熙则不同意，说：“今天下太平已久，生齿甚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今在口外种地度日者甚多，朕意养民之道亦在相地区划，处之而已。陕西临洮、巩昌等地方，虽不可耕种，若于有水草之地，效蒙古牧养，则民尽可度日。”[79]雍正时期，清廷鉴于田土不能满足百姓从事生产的现实，曾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劝农之诏屡下，各边外皆以次招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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