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大计的考核方面同京察一样，从州县至道府层层考核属下官员，并把考核的结果书面报告给督抚，经督抚核实，写上评语再送吏部复核。布政使、按察使的考核则由督抚出具评语送吏部。考核中列为一等“卓异”的，由军机处记名，遇缺提拔，回任候升；才、守一般未被举劾的列为二等“平等”，留在原任；有贪暴行径者则被指名弹劾，被列为第三等，或降级调用或革职罢免。

而在军政考核中，对八旗官员除将政绩改为骑射，其余三个方面与京察、大计相同，凡“行为端方、当差勤慎、弓马娴习、驭兵有律、给饷无虚为合格”（7）。而对绿营的考核则分为技、力、给饷、驭兵四个方面，凡才技优良、年富力强、驭下有方、实发粮饷者为合格。

经过如此一番考核，月选中补缺的官员、被军机处记名及能留任的官员应该是素质好或较好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在处理平南王属下商人沈上达时，户部侍郎宜昌阿伙同本部郎中、员外郎、笔帖士以及广东巡抚金儁在受贿白银89万两后又将沈害死，*灭口。此后户部在采买草豆时，从尚书到堂官112人通同舞弊，从中侵吞44万两白银，户部尚书希福纳一人就独吞20万两；而在广西捐谷案中，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苍梧、左江、右江等地官员无一不染指，共同侵吞82万余两。督赵灿得银8．8万、代理总督杨琳得银2．9万，巡抚陈元龙得银11．78万，布政使黄国财得银11．78万，按察使年希尧得银4．7万两。康熙四十五年，山西平遥县民120人到北京告御状一事的起因，就是因为长期苛派扰民知县王绶得到巡抚噶礼的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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