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听噶隆二人照旧承办”。C、恢复驻防制度，“藏内仍照前安设重点驻防，令提镇大员弹压，三年一换”（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丁巳，十二月戊戌条。）。上述所有努力的出发点都在于一点：废除“藏王”体制，众建以分其势，保持西藏的稳定安宁。乾隆屡次指出：“若如达赖喇嘛所奏，即将班第达立为藏王，将来又成一颇罗鼐，日后伊子又思世袭，专据其地，转滋事端。前经传谕班第，以藏地应多立头人，分杀其势。正当乘此机会，通盘筹画，务彻始彻终，为万全之计。”（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十一月甲寅条。）“前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伏诛之后，已屡经传谕策楞等，抵藏之日会同达赖喇嘛酌设噶隆二、三，以分其势，庶不至事权太重，易生事端……若仍照颇罗鼐故事议设藏王，是去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又立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矣。”（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壬申条。）
乾隆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出在体制上，必须抓住机会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现在实转关一大机会”。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负责带兵进藏善后的四川总督策楞起了重大作用，他提出了设计藏政的指导方针：“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乾隆完全赞同，批谕“甚是”，并授权达赖、班第达、策楞、班第（由青海派往的驻藏大臣）“汝四人和衷从长计议”（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二月丁酉条。）。1751年4月，一部为各方都能接受的重要法律文件《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出台，并经乾隆帝批准颁布实施。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A、关于噶（布）伦会议（第一、二、六条）。噶伦定例四人，三俗一僧。噶伦赴噶厦公所会办事务，不得在家办公和任用私人，噶伦只负责一般地方政务，具折奏事，驿站等重大事务，须报经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办理，违者治罪。噶伦会议下设卓呢尔、仲意、笔七格齐等办事官员。
B、关于地方官的设置、任免和治罪（第三、四、五、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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