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目的是“毋令噶隆等擅权滋事”（注：《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壬子条。）。此后担任摄政的主要是第穆、策墨林、功德林三系统活佛，热振系统也担任过（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114页。）。该制度在1781年又略作修正，即达赖亲政以后，也可由摄政活佛辅佐达赖处理政教事务，这显然是对达赖的强大权威进行防范和抑制的需要，从而使辅政活佛“为藏内大臣耳目，使达赖喇嘛不至擅权自恣”（注：《巴勒布纪略》，卷二一，第5页。）。
十三条实施以后，西藏总体上是平静的。尤其是准噶尔问题的最终解决使清廷心目中长期存在的扰乱藏政的外在威胁得以消除。对达赖权势过盛的担忧也通过1780年迎请班禅和建立活佛辅政制度大为消解。但潜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体制不完善的弊端再次通过两次与廓尔喀（即尼泊尔，清代也称巴勒布）战争表现出来。
两次藏廓战争（1788年、1791年）是十八世纪后期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被乾隆自翊为“十全武功”之一，因而备受世人关注。有关的资料和研究著述颇多（注：相关史料，除常见的《清高宗实录》，还有专题史料《钦定平定巴勒布纪略》等，研究著作中著名的有清人魏源的《圣武记》，近人如庄吉发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等。），此处对其始未不作赘述，只着眼其中反映出的问题。
A、对外贸易的管理问题。
藏廓战争最早是由商务纠纷引起的。很早以来，西藏和喜玛拉雅山西北的尼泊尔人（藏人呼为巴勒布，系清朝的藩属部落）就有自发的民间商务往来，“惟西通巴勒布及克什米尔，缠头番民，常川在藏居住，设廛兴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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