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明怀、李学琴编著：《天朝筹藏录》，第1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似乎是清廷授权驻藏大臣谋杀叛逆的。其次，清廷根本不曾料及事变的发生，更不可能事先授权驻藏大臣以处置权。不惟如此，如伯戴克所言，他们是冒着因未得到皇帝许可违抗命令而严厉处理的风险，“自作主张”采取行动的。见《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第260页，当然，事变以后，乾隆帝对两位大臣的忠勇给予了极高的褒奖。），并派人传令班第达“让彼管理藏事。”（注：《七世达赖喇嘛传》，第365页。）其余党煽起暴乱，暴徒杀死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及大部分驻藏官员和一部分士兵。达赖喇嘛出面控制了局势，任命班第达作为临时政府首脑，负责恢复社会秩序（注：《七世达赖喇嘛传》，第365页。）。二人随即联名向乾隆帝上奏事件经过始末。在新的驻藏大臣班第和那木扎勒及大军进藏之前，拉藏已恢复平静。
珠尔墨特那木纳扎勒的反叛再次证实，蒙古型的扎萨克王公施政模式是不适合西藏的，无论是分立方式还是集权方式都不适合。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叛乱过去一个月后，即十一月十八日，乾隆在给达赖喇嘛和办理噶隆事务公班第达的敕谕（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丁巳条。《七世达赖喇嘛传》全文收录了这份文件，足见其对西藏是极为重要的。）中，对前一阶段在西藏的施政作了深刻地总结和反思：“朕之加恩过厚，有以纵之”；“至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本不应承袭郡王，因念其父颇罗鼐一生恭顺效力，是以施恩格外，令其袭郡王爵，乃伊自管理藏事以后，肆虐逞威，骄纵日甚。又因朕许其撤回驻藏官兵，伊更自鸣得计，荼毒所部番众，贪*无忌。”从而得出结论：“由今观之，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是乃朕所加恩永辑藏地亿众生灵之要道也。”乾隆的这一认识，很快表现为调整体制的一系列实际举措。A：以驻藏大臣未奉谕令和班第达表现欠佳为由，推翻达赖喇嘛对班第达的临时政府首脑的任命，将其降为一般噶伦，从理论和实际上清除了班第达出任藏王的可能。B、确定各方在西藏*体制中的地位，划定各自权限。即承认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但达赖不能独立管理藏政，须与驻藏大臣协商办理，如噶伦选拔等。重要政务，如具折奏事、兵备、驿递，“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驻藏大臣关防，永为定制”。一般政务由噶厦负责，“其所属寻常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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