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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西藏行政体制的演变及其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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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5: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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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第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颇罗鼐已不可能与达赖和衷共济。清廷断然采取措施，将达赖父子迁离拉萨，移住到里塘噶达寺（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乾宁县）。当时对藏众宣布的公开名义是“宣布达赖要朝拜皇帝”（注：《噶伦传》，第15页。），“有令瞻仰天颜之谕旨”，因未出痘，不能入京而留居里塘。（注：《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庚午条。）后来的解释则是“从前令达赖喇嘛移驻泰宁，原因彼时藏中有阿尔布巴等事，恐准噶尔逆贼乘间来犯，是以令其移至近边地方，以便照看”（注：《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二年七月癸巳条。）。实际上正如夏格巴所言，“达赖的父亲是这三位大臣和他们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对拉萨的阴谋事件负有重大责任”（注：《西藏*史》，第123页。）。杜齐更认为“达剌喇嘛本人被流放”（注：杜齐：《西藏中世纪史》，第146页。李有义、邓锐龄汉译本。）。达赖喇嘛的处境类于监视居住，清廷派两千清兵驻扎防护，“凡有藏内人来噶达者，令西藏噶隆给发图书路引，以便稽查”（注：《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六月辛丑条。），直到七年以后才返回拉萨。其父也被雍正召往京城。或许是为了消除此一举措带来的副作用，1729年清廷封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为辅国公，并特别指示他对“西藏之事毫不干预”（注：《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六月丁丑条。）。第三，扶植颇罗鼐，重建噶伦系统。颇罗鼐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内战，他的地位得到意料之中的承认和褒奖，包括口头奖谕和三万两白银。新政府的组织则完全以颇罗鼐为核心，由他推荐任命了两名新噶伦，分管前藏；颇罗鼐本人总管后藏。然后由颇罗鼐“统管前藏、后藏”，（注：《清世宗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己巳。）虽是暂时的，却不妨后来成为长期的。这个三人政府的亲和力和行政效率显然非前此的五头*所能比拟。紧跟着又封他为贝子，成为名符其实的政府首脑。1731年再封为贝勒，并加封其长子朱尔默特册登为辅国公。1731年以后又增补了两名噶伦。就在这一年清廷铸印给颇罗鼐，封他“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表明西藏政制的调整工作已经完成（注：《清世宗实录》，雍正九年十一月丁丑条。）。
第四，在西藏常驻军队，加强驻藏军政大臣的力量。初议三千兵马，后定为二千，“以备差遣”。全面接管了西藏地区的防务和治安。这支军队后来缩小到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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