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此番调整，清政府重建了西藏施政体制。与上一时期相比，它有如下变化：在最上端担负指导责任的不再是达赖喇嘛，而是驻藏办事大臣。政府的实际负责人是总理大臣颇罗鼐，他长驻拉萨而不是像康济鼐那样来回奔走。手下有噶伦四人，均是由他提名、清廷任命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噶厦（bka’-s’ag）由四位噶伦组成成为定制，直到1951年。虽然四人中三人有清廷封号，一人为小贵族，但都不再是一方豪强。他们是法定的颇罗鼐的下级官员。达赖喇嘛的崇高地位依旧，但其权力只限于宗教事务。一位西方神父说：“达赖喇嘛虽已回复到以前在拉萨的状况，但他受到严格的限制：他只能从事宗教活动。”（注：贝纳给天主教传道总会的报告，转引自《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世界》，第205页。）

现在的问题是驻藏大臣到底拥有多大权限？清廷赋予他们的职责是模糊的，所谓“总理藏务”（注：《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谢奏命总理西藏事务折》，《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第1811页。）表现在哪些方面？驻藏大臣与颇罗鼐之间是监督、指导关系，抑或上下级关系，还是如伯戴克所说仅仅是形式上的“监护”关系？都没有明确规定。从个别史料反映的情况看，双方的关系倾向于前者（注：乾隆曾说：“国家因西藏地处僻远，特命大臣驻扎其地，所冀得其情伪，控制由我”。见《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二月庚辰条。），驻藏大臣负责防务、治安，涉及周边政权的外交事务则由驻藏大臣、颇罗鼐和达赖喇嘛三方共享（但一般情况下彼此知会）。一般藏内事务颇罗鼐全权处理，但重大事务，如噶伦任免须经驻藏大臣，在一般情况下颇罗鼐无权上奏皇帝，须驻藏大臣转奏，但颇罗鼐有权单独遣使向北京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