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当时的军费奏销仍然不规范，并未出现前揭罗尔纲先生所说的“支用款目，逐案层递滚算，分门别类，挨次题销”的那种情况，而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再进行总的销算。由于战争结束后，战时设立的军需局或粮台相应撤消，军费奏销的任务便落在各地藩司头上，即“军务告竣，一切奏销案件改由藩司汇核查办”（注：档案，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刘于义题《为奏销军需钱粮事》。）。有时因奏销案件太多，也曾设立报销总局以主其事。这样一来，或因接手之员事务不熟，茫无所知；或因历时久远，无从稽考；或因案牍繁多，难以析别。所谓军费奏销的“算总账”，便往往成了一笔胡涂账。这或许就是乾隆以前历次战争的军费数额官书阙于记载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许多战争的用款也确实是销算不清。即如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用款，直至康熙末年，还茫无头绪。此后以迄乾隆初年的历次战时军费奏销，也大多历经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不能完结（注：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178-179页。）。其所以出现军费销算不清的局面，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经理军需人员不按部定则例采买粮草、支销钱粮，贪劣之员借机渔利等等，在奏销之时难免要遭到“部驳”，户部驳文一下，又要辗转核查，难免旷日持久。但是，这与当时军费奏销没有统一的制度，多不按时、分案奏销密切相关。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预备西北军需时，山西巡抚恒文才率先提出了按时、分案奏销军需的意见。他说：

窃惟军需钱粮帑项攸关，向来办理军需，每俟军务告竣之后，始行查办报销，不特头绪纷繁，抑且承办之员前后更易，造报不免舛错，驳查更费周章。似不若办竣一案即将一案用过钱粮造册报销，则造报之员均属经手之人，即查核之上司，曾经督办，亦深悉其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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