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年），甘肃布政使史奕昂亦指出：

自臣抵任以来，检阅从前军需旧案，每至数年之久方始报销，承办之员类多更易，事经年远，查询愈繁，胥吏反得上下其手，殊非所以慎支用而省案牍也。此次办过各项钱粮，臣拟大兵齐至军营，即将用过细数逐款查明，随时造报，次第请题，听部核销……如其中支过粮饷有必须于凯旋后核造者，请即以凯旋之日起，勒限一年内统为造报。倘承办经手之员造册逾限，即照例参处。（注：档案，乾隆二十年二月十二日史奕昂奏《为请定军需钱粮随时造报之限，以杜拖延事》。）

乾隆帝对以上建议甚为赞赏，分别朱批：“甚好！”上引两件奏折实际上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用过钱粮及时分案奏销；第二，奏销军费以奏本代替题本；第三，用过钱粮一时不能核办奏销的，在军务告竣后的一年限期内造报，不得逾限。这些无疑会对战时军费奏销的纠偏治弊起到作用，所以当即便予以实行。据现存档案看，当时的军费奏销确实体现了分门别类、依次奏销的特点，如运米一次、采买米一次、采买草料一次、采买马驼一次等，均各做一案奏销。

应该说，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拨饷一次即造册奏销一次与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依次分案奏销，是战时军费奏销制度方面两次大的改进，它对改变军费奏销的混乱局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特别是乾隆十九年实行的分别款项依次奏销，是战时军费奏销程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