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曾经认为，“军需一项，所有虚浮，皆在采买米豆草束等项内藏掩”（注：档案，雍正三年八月八日王景灏奏《为奏闻事》。）。所以，历次军费报销中，遭到驳查最多的是采买米豆、草束，制办军器、火药等项。在战争中，由于军需紧急，刻不容缓，办理军需人员一般是“照时价采买制办”，而战时又往往物价增昂，采买制办军需的价值经常“较原议部价浮多”，也就屡遭部驳。这其中，虽然有不肖官吏浮冒开销的现象，但也有因公办理者。而在具体办理中，二者又很难区分，颇费周章。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新即位的乾隆皇帝曾试图采取“折中定价”的办法，“斟酌合宜，俾官吏无赔累之苦，国帑无浮冒之弊”（注：《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39，雍正十三年九月癸亥。），以求公允，以解决军费奏销中屡屡驳查之弊。但所谓的“折中定价”，实际执行效果并不好。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统一制定了《采买米麦草豆价值》等军需条例，使有关的军费奏销有例可依，走向规范。同时也有适度的灵活性，即遇有物价的特别增昂，承办军需人员可以“确访时值，奏明采买”（注：乾隆《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卷7《采买办解》；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184页；另参见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440页。）。与制度的规范相一致，清廷还不断颁布政令（处罚则例），对经理军需人员的违规现象进行整饬。例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规定：各省采买米谷豆草估价，均照督抚所定，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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