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后），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约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四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45]。如此说，则雍正至嘉庆年间物价上涨了五六倍。
官方正式的说法相对保守。乾隆十三年清廷曾专门向各督抚询问米贵之原因，其中湖南巡抚杨锡绂提到的物价变化是：“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随之而来的是地价的惊人上涨：“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46]桂芳于嘉庆十九年奏报说：“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币轻已甚矣。”[47]也就是说，物价至少已上涨200－300％。换句话说，即便按此最低的估价，乾嘉时期官员支出负担因物价因素即增加200－300％，这无疑使官员原本拮据的经济状况更为严重。
既使在这种情况下，养廉银、俸禄等还往往因种种原因被扣除，从而使官吏收入急剧减少。时人就抱怨说：“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公捐，有名无实，百不一存”，“势有迫于无可逃而其用实无所从出者，官司自廉俸而外一思展拓，何一非侵蚀剥削之端？”[48]这也是为什么尹壮图嘉庆四年说乾隆三十年以前“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49]的原因。由于公私用度不足，他们只好想方设法地找来源，于是索取陋规、加派浮收、收取贿赂、挪移库项等问题就出现了。“贪人即不自爱，未有甘以墨败者。资用既绌，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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