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000两[38]。乾隆十二年（1747）对养廉银额加以调剂，削减督抚养廉，河南巡抚养廉银又被降为12000两[39]。不少州县则在议定养廉银时，因督抚“拘于本省耗羡之常数，欲多留赢余归公”[40]而被极力压低。所以人们抱怨说：“夫劝课之方，必足其材用，乃可以杜其侵渔；优其迁擢，乃可以鼓其志气。今养廉之典，卓异行取之法固已具备，而臣窃以为尚有可得而议者。凡州县之费，莫费于延宾客，若江浙诸剧邑，非七八人不足分办，而就中所尤倚重者，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统而计之，已至千金之外，养廉之资罄矣！其一切日用、交际、舟车之费何从出耶？”所以，“剧如江浙，瘠如川黔，虽多寡悬殊，甚不足于用则一”，“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 [41]。
曾任漳州知州的周镐也深有同感：“今州县廉俸多者千两，少者五六百两，以至延请幕友尚虑不敷，加以养父母蓄妻子，仆役之工饩，差使之往来，上司之应酬，亲友同僚之赠送，皆人情世势之所不能已者。又以莅位之初以及交待盘查奏销册报各项，”因此“准之廉俸不啻数倍矣。况以捐派，一年之间为数无定，区区州县岂有点金术耶？以故缓则敲筋炙髓，而取之于民；急则剜肉医疮，而盗之于库。凡今各县之亏空，捐款居十之四五，其明验也。”[42]所以“大抵大官之廉者仅足，小官则皆不足。不足则揭债，母十而岁三其子，子复为母，十年外简，债家相随不去，犹冀其洁清自好乎？”[43]
这还没有考虑到生活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因素。而实际上，从乾隆初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迅猛增长，物价涨幅确实很大。洪亮吉就曾记载说：“闻五十年以前（约乾隆元年前后）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到乾隆后期，“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44]也就是说，五十年间大约涨了三四倍。比洪亮吉稍后人钱泳说苏南的情形是：“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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