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吏治腐败问题的严重化，大致是从乾隆四十年前后开始的。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就曾指责说：“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2]如果说布衣章学诚所说不具有代表性，那么，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因弹劾督抚而遭勒令回家的尹壮图，于嘉庆四年四月被嘉庆帝召回京师时也说，乾隆三十年以前“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而“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为狡诈。……科敛竟溢陋规之外。”[3]

无独有偶，嘉庆四年编修洪亮吉在奏陈乾隆末年弊政时也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 [4]。更有甚者，洁身自爱的人却不能见容于官场，“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5]可以作此注脚的是，乾嘉之际张惠言说：“方今官吏愦愦惟利私是骛，民生之计视若越人之肥瘠”[6]。而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者对中国官场的评价是：“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7]由此可见当时贪风之盛行。

    如果说上述所说还比较笼统，那么贪污问题的严重性还可以从当时查处之大员情况中看出。仅乾隆四十年至六十年期间被查处的大员就有理藩院尚书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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