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年姚文田在论漕弊问题时也谈到州县收入低下与其负担沉重之间的矛盾，颇有代表性：“然在州县，亦有不能不如此者，近来诸物昂贵，所得廉俸公项，即能支领，断不敷用，州县自开仓至兑运日止，其修整仓廒，芦席竹木板片绳索油烛百需，及幕友家人书役，出纳巡防，一应修馆工食，费已不赀，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公用，自延请幕友而外，无论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即需出钱料理。又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须费至百数十金，案愈大则费愈多，复有递解人犯运送饷鞘，事事皆需费用，若将藉用民力，概行禁止，谨厚者奉身而退，其贪恋者，非向词讼事件生发不可，而吏治更不可问矣。”鉴于这种情况，他很为州县抱不平：“近日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窃思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至行同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51]“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为民表率的官吏阶层也如此，在生计无所措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洁身自好，只有抛弃一切道德观念和法制约束，利用一切方便条件，自谋安逸的生活。
对此情况，嘉庆的继任者道光则比较理解：“直省大小官员，自雍正年间议设养廉，由督抚以至州县藉以为办公之资。迄今将届百年，督抚司道廉俸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厅州县养廉止此定额，而差务之费，捐摊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禄入毫无者。虽在清洁自爱之吏，一经履任，公事丛集，难为无米之炊，势不得取给陋规以资挹注，而不肖者则以少取与多与均干吏议，转恣意征求，除办公之外悉以肥其私橐。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有司之朘削，民生闲敝，职此之由”[52]。
可能会有人认为，增加俸禄并不能解决此问题，也达不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如《清文献通考》评价养廉银改革时就曾批评说：“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理由是“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53]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能因此否认厚俸的作用。因为官吏也有生存的正当需要，只有在保证其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才能以严刑峻法来约束他们。雍正整顿吏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其说是严刑峻法的效果，还不如说是他适当照顾到了官员们的切身需要，使他们生活和处理公务能够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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