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后期，整个统治阶级侈泰成风，而且战事不断。乾隆不仅穷兵黩武把大量财力耗费在军事征伐上，而且巡游无度，奢侈惊人。由于统治阶级的大肆挥霍，从而使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现象已露端倪。嘉庆即位之初，湘黔苗民起义和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接连爆发，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仅在太上皇乾隆训政的三年时间里所用军费就不下七千万两白银，据说各省协济银两尚不在此数。加之河工、漕运等项经常性的巨大开支，使清政府的状况更形拮据，迫使嘉庆帝关注钱粮亏空问题。如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 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54]即是。

当时亏空问题也确实十分严重，乾隆六十年（1795）和嘉庆四年虽两次普免天下钱粮，可积欠问题仍十分严重，嘉庆五年清查的结果，嘉庆三至五年又有2000万两[55]的积欠，次年清查，未完正赋、耗羡、带征等项共1 127万余两，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审定章程，严催积欠”[56]。我们从户部挪用内务府余款就可以出户部的拮据窘迫局面，“历年以来，每将内府余款拨给户部应用，岁不下数十万，有将及百万者，而计部中正项钱粮积欠，竟至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屡经督摧，报解寥寥”[57]。也正是因为财政拮据，清政府才多方筹措经费，包括克扣平余差价，开捐例，整理钱粮亏空，增加盐价，增加榷关税收等措施。甚至可以说，乾隆后期开始普遍采取的罚俸及捐廉等做法，与当时的财政状况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并非完全因为乾隆帝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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