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包世臣，虽然对地方官借口帮费浮收钱粮持批评态度，但对漕运系统人员臃肿对漕运的危害也感慨良多：“无如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他分析说：“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通同为总运；沿途有文武催攒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兢，且为保举私人之地”。因此他认为：“善治漕者，先清屯田，责成卫所督课耕耘，量其所入，以一半给家计，一半备公需，停委重空责成本帮，裁派总运责成粮道，尽撤催攒委员，……否则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财以积众怒，东南之患终必在斯矣。”[78]可见由于大量官僚预备队伍的出现，也对在任官员的稳定性及责任心产生消极的影响。
（四）满汉复合官吏制度的影响
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清代官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要官职设满汉双职。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79]。陈名夏等六人分任六部汉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实行满汉复制，此后成为定制。这种官僚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职权分散，极容易扯皮。“或事无专责，致生推诿；或人无专事，至多废弛，”“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肖者便于推诿而籍以分其谤，事之举者转少”[80]。加之满员权重，往往造成汉官无权的尴尬境地[81]，“权归满人”[82]，汉官只能仰承其鼻息。从而也削弱了他们的责任心。
更有甚者，又往往以王大臣兼管部务，从而使部院长官行虚设，而王大臣又往往兼管数部，不可能事事躬亲，这就使受王大臣亲信的司员等很容易操纵具体事务。时人赵翼就曾抱怨说：“一部有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凡核议之事，宜允当矣。然往往势力较重者一人主之，则其余皆相随画诺，不复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务，则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实未尝检阅也，但听司员立谈数语，即画押而已。故司员中为尚书所倚者，其权反在侍郎上。为兼管部务之重臣所熟者，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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