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龚自珍尖锐地指出：“朝廷一二品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虽圣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鱼，忠如诸葛亮，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而况以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耶？”[61]他深刻揭示了行政法规过于严苛造成大臣缩手缩脚、无所作为的问题。
如果说梁清标等人所说还比较笼统，那么曾任地方官多年的周镐等人的体会要具体深刻得多：“民情土俗随处异宜，全在地方官因时调剂，审其轻重，视其缓急，而次第布之，庶几可有成效。今举州县毫毛之事，无一得以自专，而簿书文报之间，苛责不暇，稍一强项，议已随其后矣。昔宓子贱宰单父，犹切切焉以掣肘为忧，而况今日州县之才之德万万不如子贱者乎？”[62]所以说“州县勿轻更调。官不久于其任，虽敏才未有能裨于地方也”[63]。
由于科条繁，地方官行政举措大受束缚：“州县为奉法之吏，法欲其易避而难犯。今则科条繁多，惟薄书期会之为急，少有龃龉，即干吏议，虽有愿治之心，不能自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为自全之计。”因此他建议：“方今之务，其一切无谓之例，悉为蠲除，令州县宽然有余，专以教养斯民为急务，法简则事省，事省则官易办，官易办则吏胥可减，吏胥减则扰民者少”[64]。也正如龚自珍所说：“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65]。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加强，严重影响到封建*活动的有效开展，更衍生出*权力的畸形转移，就是大量地位低下而拥有巨大实际权力的胥吏书役阶层的出现。真正应该管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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