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人制度的弊端

    和前代一样，清代用人制度基本上仍采取科举考试的方式，而对官员的升迁也实行的是论资排辈的方法。而科举考试加以论资排辈的升迁形式，必使朝廷多暮年之人，士大夫奄然无有生气。所以时人抱怨说：“夫劝课之方，必足其材用，乃可以杜其侵渔；优其迁擢，乃可以鼓其志气。”[66]而“今止循资俸，按籍升迁，虽殊才异能，与庸碌等，激劝无凭，治效曷睹！”[67]“方今用人者曰公而已。夫进贤退不肖之谓公，赏善罚恶之谓公，今者唯成例是视，其所谓公，吾所谓私也。”[68]

对于当时地方官的年龄结构，我们没有作过详细的统计，仅从中枢机构官员的情况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使用老臣柄持大政似乎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从汉代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充斥着年老大臣的面孔，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更是如此（似乎是盛世的一典型特点），大学士阿桂“两耳重听，犹照常趋直”[69]，蔡新年届八十才退休。嘉庆时期以守成为执政方针，自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当时的主要大臣中，除满洲大臣年龄稍微年轻一些外，基本上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受嘉庆帝器重的大学士王杰是七十九岁高龄退休的，大学士刘墉是以八十五岁高龄死在任上的，曾任嘉庆老师的朱珪在七十五岁时始授大学士一职，大学士庆桂也是七十九岁高龄退休的。可以说，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都是六十多岁以上的老人。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既与最高统治者的用人思想有关，也与当时循资格的用人制度有关。龚自珍《明良论三》就曾批评说：“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至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驯而到……其齿发固已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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