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否认老臣经验丰富、老成稳重的优势，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具有保守和惰性的缺点，当时因循疲玩的官僚作风与此有相当关系。所以曾任两广总督的蒋攸铦认为“当今之急务莫先于察吏，而欲振积习，必用破格之劝惩。凡贪酷者固应严参，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71]。

（三）官制设置的长期固定化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职责宽泛反而不明

    社会的发展，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管理事务的不断增加，与官僚机构设置的固定化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我们知道，清代人口在乾隆末年即已达到三亿人[72]，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甚至是人口较多的明代人口的三四倍，管理事务很自然要增加，而清代的官僚机构设置起码说正规的官员数量是固定的。这也是清代中期以后胥吏、长随、家人等人员急剧增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一增加又使本已拮据的官员生计困难更为严重（这些人的费用大部分由聘用官员自己负担）。同时，正象一只弹簧被挤压到一定限度而失去弹性一样，官员们的管理责任的增加超出他们的负荷能力时，他们的管理责任心很自然会受到削弱，政府要求他们面面俱到，而实际上是面面不到。

费正清等人在论及清代政府惰性时说：“地方官对他治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负有不能解脱的责任，他的管辖权是地区性的和面面俱到的，而不具有职能性和专门化的性质。……由于希望在三年内能够升迁一个新的职位，地方官对在其辖区内避免直接使他难堪的事比对促进其辖区的发展更感兴趣。公开镇压骚乱因而承认其存在比隐秘不报更容易断送前程，通过招安将土匪编入团练的方法比公开剿灭更为可取。其结果是导致产生一种姑息，即协调各种地方因素而不是对它们进行变革的根深蒂固的趋势。所以，中国的宦海精神是消极的，官员们坐等事情的发生，盼望不要出事”[73]。这一观点未必全面，但有一定道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