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和其他事物一样,*制度及其衍生的*权力的集中,也有一个发展的限度,当封建君主专制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封建官僚*体制发展到无法再严密的程度,传统*也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旧有的*机制必将进入衰老解体的过程。康雍乾盛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传统*体制发展潜力不断衰退的过程。
时人管同曾比较明清两代的情况后说:“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而“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惧,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己于人其身……国家之于明,则鉴其末流而矫之稍过矣,是以成为今日之风俗也”[58]。
无独有偶,魏源也把中央集权过度发展作为因循疲沓作风形成的重要原因。他曾批评说:“国家承明制,矫明弊,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揽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蒐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59]
对此问题,时人梁清标颇为感慨:“古今吏治,汉为独盛”,原因就在于汉代“或假以便宜,宽其文法;或玺书褒美,赐爵通侯”,而“今体统陵替,文法拘牵,有司力疲于趋承,心怵于功令。秩失上官之意,呵斥频加;兵马往来,横遭侵辱。即有贤者,欲兴一利,除一害,动多掣肘,何怪职业不修,治平寡效耶!”[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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