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总督彰宝、李侍尧、闽浙总督杨廷彰、富勒浑、陈辉祖、伍拉纳、直隶总督杨景素、四川总督阿尔泰、陕甘总督勒尔瑾、两淮盐政高恒、江西巡抚阿思哈、郝硕、贵州巡抚良卿、钱度、江苏巡抚闵鄂元、浙江巡抚福崧、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湖南巡抚方世俊、福建巡抚浦霖、兵部侍郎高朴等二十余人，以致乾隆沮丧地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8]。而且，贪污的数量巨大，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如甘肃捏灾冒赈案，通省因赃数超过2万两而被处死的官员就有二十二人之多。再如福建巡抚浦霖被抄家时，仅在他原籍抄获的现银，就有二十八万两之多，其它的房产等尚不在此数。至于大家所熟知的和珅贪污更甚，家中财物更是不计其数。
特别严重的是各级官吏纷纷利用国家权力牟取私利。主管官吏选拔和考核的吏部生财有道，“不论政务之闲剧，人才之长短，惟较量肥瘠，会计多寡，善逢迎交结者为能员，悃愊无华者为不胜任，”以致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9]因此嘉道时人沈垚于嘉庆初说“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10]
河工官员则利用其巨大的财政经费支出千方百计营利，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河患熟视无睹，甚至偷工减料乃至有意拖延。嘉庆十五年十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近年以来，南河工程所费帑金不下数千万两，而漫工倒灌，岁有其事，偶值风雨，即不能防守平稳，且每有一处漫工，遂请帑大办，其岁抢修银仍不能少减，无日不言治河，究之毫无功效”[11]。清帝对治河非常重视，投注大量资金，而河患不断，年年有险情，本身就说明了治河官员的腐败。
地方州县官的贪污腐败问题更为严重，“惟以逢迎上司为急务，遂置公事于不问，视陋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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