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21]几乎与此同时，嘉庆四年六月的一道谕旨中也抱怨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22]“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惟恐朕斥其专擅，小臣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23]而当时京官中，“不但巡城御史有坐城之期，即京堂官除六部外，其余各衙门亦俱设有堂期名目，每隔三五日始一进署，以致案牍积压。”[24]
嘉庆在总结白莲教起义的原因时也有论及，并把它作为导致白莲教起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揆厥所由，总因大法而小不廉，上行而下不效，视官阶为利薮，不恤国计民生，惟思保位谋利，苟且因循，迁延疲玩。……任吏胥作奸犯科，锱铢量较，以致众怨沸腾，激而生变，官逼民反之语信非谬也。”[25]“近日外省州县官，一命甫膺，凡报国济民之事俱不暇及，鳃鳃焉先为身家衣食是谋，履任之后，复思朘削民膏，厚殖田产，以为子孙计”[26]。
然而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嘉庆十一年有直省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案发，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自嘉庆元年以来“于地丁耗羡杂税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情弊”。十四年有工部书吏王书常等假印舞弊案发，他们或于岁修工程捏造大员姓名重复向内府、户部领取库银，或支移户部凭文支领三库银两物件，四年间就有十四次计近千万两之多。两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上司全然不知，反映出内外管理方面的玩忽职守。所以时人昭梿悲愤地说：“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倩请幕友代画者。……嗟乎！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熙皞之世？”[27]
十八年林清、李文成起义发生后，嘉庆帝大受震惊，特作《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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