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嘉庆十八年，即1795—1813年）

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骄奢*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清朝鼎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不是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是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

乾隆帝生活的豪华大大超过了其祖、父。即以巡幸而言，他曾六幸江浙，五游五台，四往奉天谒陵，五去曲阜祭孔，游览嵩山等名胜古迹等等。这些巡幸，有的出于*目的，有的纯粹为了游山玩水。

乾隆帝六下江南就是一个有力证明。他在谈到做出南巡决策时说：“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35]为此，乾隆帝大讲排场，每次巡幸前做周密准备，巡幸时组织数千人的浩浩大军，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所到之处，不仅饮食、娱乐穷奢极欲，还大量兴建亭台楼阁，各地官吏也借此支销冒滥，百般勒索，掠夺百姓；六次南巡，耗资惊人。据一些学者估算，仅乾隆帝、随行皇室和扈从人员的各项花费总数即达2000多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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