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或为乾隆元年国库存银的三分之二。事实正如著名清史专家王俊义教授所说:“(南巡)就其主要方面看则是劳民伤财,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36]
每逢乾隆和皇太后的整旬寿辰,王公大臣、督抚大吏都纷纷进献金银珍宝和古董、名画、并交纳大量庆典经费。每次庆典前都要修缮京师西华门到西直门沿街铺面房屋,役使大量人力、物力搭盖经坛、戏台,分段点设景物。
乾隆帝还大肆兴修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28景,乾隆初扩建为40景。乾隆十四年为庆祝太后60寿辰,又修建了清漪园(颐和园前身)。这一工程历时15年,耗银近450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康熙时只有36景,乾隆时扩充一倍,成为72景。承德外八庙宏伟的寺庙群之中,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3万两之多。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乾隆帝和皇室挥霍掉了。而民间却叫苦连天,怨情沸腾。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和锦衣玉食般的生活,加速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向奢转化,王公大臣、官僚地主、八旗子弟,奢侈*糜,挥金如土,腐化日深。与此同时,社会上贪污成风。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招财纳贿,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和珅任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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