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１）］并请其协助黑旗军抗敌。他的主张，得到了岑的嘉许。后来岑抚刘永福而用之，固有左宗棠等人的极力主张与清廷所许，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正是采纳了刘璈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自己即一方面驻扎台南，办团练，筹战守，另一方面则禀请督抚驻台，居中调度。随后，他又于同年十一月初详覆督抚，禀报了筹布全台防务大概情形，陈述了分路设防，因地制宜，求胜于陆的策略，将台防分为五路，酌派五军统领：山前自恒春至风山及台湾之曾文溪为南路，统军５０００名。曾文溪至嘉义及彰化之大甲溪为中路，统军３０００名。此两路临近首郡，为全台根本，归镇、道分统。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兰之苏澳为北路，统军４０００名，由提督曹志忠领之。后山自花莲港、水尾、埤南、三条崘抵凤山界为后路，统军１５００名，归副将张兆连领之。澎湖为前路，统军３０００名，归澎湖水师协将苏吉良领之。“俾得临时自为战守，绝不求人……自分守援之责成”，“如本路稍缓，仍当饬援别路之急”，“路与军虽分，而势力仍合”［（２）］。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二月，他又制定并颁布了《全台团练章程》，在各府、县设局办事水陆团练，与作为活营布置的提督章高元所统淮军、提督杨金龙所带湘军恪靖仁营虚实互用，配合分路驻防各军，随时应变。
后来有不少人认为，上述分防布置，系刘铭传抵台后重新部署的结果，实在是有悖事实。实际上，刘铭传于光绪十年七月抵台后，只是召集包括刘璈在内的各路统领召开了会议，将刘璈所部署的曹志忠部北路防军、先他而去的孙开华所部擢胜三营及祥左营等军隶于麾下，在台北设立大营，以基隆、沪尾（今淡水）两港为据点，重点布防北部，而将台南防务委交刘璈而已。也就是说，他除将台湾防务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外，对刘璈原已制定的分防部署和陆战策略，并未作丝毫的改变。
至于防务中的重南重北问题，固然是二刘间的不同，但并非他们发生矛盾的焦点。不少论者往往以此是刘铭传而非刘璈，事实上也未免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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