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关于台湾的防守，就当时的形势与台湾的地理及后来战争的实际情况而言，刘铭传强调北部防御，固然是正确的决策，但多半是其势所然；刘璈主南，并非事出无因，而且他主南并未轻北。而就战守部署及战争策略而言，二刘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刘璈早有部署在先，刘铭传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
二 “二刘交恶”中的是是非非
二刘在战争期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渐而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表面上看，似乎责任全在刘璈一方，因为他从一开始便颇不受刘铭传的节制，又曾未按刘铭传的要求协济军饷，还曾大肆攻诋刘铭传在基隆战役中撤兵救援沪尾，退保后路的行动，致左宗棠据以上奏朝廷，刘铭传遭严旨切责，其营务处知府李彤恩被禠职。其实，他们发生矛盾的根由，完全在于湘、淮两派间由来已久的不和，上述诸端，不过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根据现存有关史料记载，刘铭传抵台后不久，也就是同年十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抵达福州，督办福建军务，但已前去主持福建一道军务的刘铭传，却并未将有关台湾防务的情况报告给左宗棠。刘璈原本是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又出左宗棠部下，自然难免与左联系密切而颇不受刘的节制。不受节制固为刘璈之失，但也正如刘铭传本人不和左宗棠联系，只考虑台北地区局部的防守，而不协调配合整个东南地区全方位的抗战一样，只是因为受了长期以来的派系矛盾的影响，二刘间的嫌隙由此而生，并不是刘璈个人的问题。相反，刘璈能及时向左反映情况，恰恰弥补了刘铭传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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