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谓第二大罪称：“初九、十月间，法虽封口，并未严查，我军犹得以用民船偷渡。该道见台北饷械尚能转运，独于十一月初照会英领，谓法人封口废弛，法遂于十五日重行禁口”，即所谓“激强敌以绝台援”。据现存各种史料记载，法军以台湾进行封锁，始于光绪十年九月十五日，而最严厉的控制，始于十月下旬，并非如刘铭传所说九、十月间“并未严查”。尽管我们现在难以详细了解刘璈“于十一月初照会英领”的详细原委和具体内容，但根据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外交志》所载，当封锁开始后，他曾一面晤商各国驻台领事，请他们出面干涉，一面密写奏章，说明法军有五个方面违犯国际公法，有五个方面有碍国际通商，请沿海督抚代奏。正因此，清廷还曾命南洋大臣派舰船会同北洋舰队赴援台湾。由此可见，他自不会有意去“激强敌以绝台援”。

其所谓第三大罪称：“十月底该道详报派捐全台二百万，并未分饬举行，即报捐款已收，*亦经购运，全台军饷足恃，详请左宗棠、杨昌濬奏咨，断朝廷拯救之心，绝各省济援之路……诳朝廷以陷督师”，因限于材料，难逆详情，且信其真。

其所劾第四大罪则称：“据江苏候补道陈鸣志面称，上年腊月底奉督臣杨昌濬委，赴台湾府查询库款，据呈清摺，道府两库结自上年六月起至十一月止，旧存新收共一百零九万两，尚有提存兵饷截旷并购存稻谷三项银二十余万两，除沪尾关税、台北厘金盐课项下由台北提用剔除十二万，拨解台北饷银七万，另由该道提存彰化、嘉义十五万，统计六至十一月台南尚存银一百万两等情。乃该道至十一月底即报台南饷竭，立有溃裂之虞。如果无饷，其冒滥曷可胜言；如果有饷，藉口截留台北协饷不发，其险恶更不可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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