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因为饷项问题而发生的争执，是加深刘铭传对刘璈恼怒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刘璈后来常受指责的一个方面。其事实情况是：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十月，刘铭传因饷事上奏时，曾指责刘璈：“台道六月报存库八十万，仅借台北七万”，然而，新任闽浙总督杨昌濬奉旨查核的结果，却是：“刘璈于六月内即拨解九万八千余两，六至十月又解银三十四万一千余两。此外，刘璈还支应南、中、前、后四路营饷及粮台经费，购制军装、火药、电线，修理炮台，起建兵房炮垒，一切共用银七十四万六千余两。”［（８）］由此看来，刘铭传所奏，实在难避诬告之嫌。后来，在沪尾战役期间，刘铭传曾飞电刘璈，令拨饷５０万两，刘璈以台南军饷不足，不从，其时其后又曾有人对其大加指责。其实，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刘铭传所索数额，未免过大，刘璈实在是无从拨解。以此苛责刘璈，也未免有失公允。即使如有些人的估计，台南府库中曾存银１５０万两左右，到杨昌濬核查时，已用去１１０万两，其后各路防军仍需支应，匆促之间，怎能一下拨出５０万两协济台北？
至于基隆战役中刘铭传因接沪尾告急飞书，作出撤兵救援沪尾，退保后路的决定，其间亦自未免有措置失当之处。刘璈上书左宗棠以揭其短，固或夹有私嫌，左宗棠闻之震怒，予以严参，亦未必不因派系因素影响，但当左到任后，刘铭传既不通报情况，也不协调部署，将左完全撇在一边，俨然饮差，自亦难辞其咎。更何况左宗棠所据，有刘璈抄呈的台北知府陈星聚所奉刘铭传禀批？陈曾屡请进攻基隆，倘离府城仅３０里的沪尾岌岌可危，有守土之责的台北知府岂敢还自清远攻８０里之外的基隆？即或真如刘铭传在上奏辩解时所称，陈果真不识兵机，同时年老糊涂，所言不足为据，那么，与他同在基隆作战的湘、淮将领曹志忠、章高元等人，都曾坚决反对在主力完整的时刻撤兵，章高元甚至不忍前功尽弃，痛哭“扣马而谏”，又作何解释？他们都曾久经战阵，并非不识军机者，又未必都与刘铭传心存芥蒂，而且恰恰相反，他们从一开始便衷心地接受刘的指挥，相互间合作很好。由此可见，同一事而众口一词，即使根本决策正确，其具体措置也未必尽当。何况后来的沪尾之捷，实系孙开华等部之功，待刘铭传率援军赶到时，战事已经结束，援军并未起到多大实际作用。正因此，自不应因其后来在台的治绩而概为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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