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劾五小罪，系指台湾军务、盐务、厘务、矿务、吏治之坏自刘璈始。除第二、三条所指于盐务中“任用私人、互为奸利”，于“厘务中私得洋银”或尚约略可信外，其余各条均非事实。譬如其第一条为：“刘璈履台数年，不但台北、澎湖毫无布置，即台南安平、旂后两口，除沈葆桢前筑炮台外，竟未添一营垒，筑一炮台。每年巨款虚糜，未购一精利枪炮。台南各军不闻操练，徒藉提截旷以掩虚冒，致各营空额日多。是军务之坏，自刘璈始。”要说刘璈到任后，未新添营垒，新筑炮台、购置精利枪炮，确是事实，然而，军务之坏，则决非自刘璈始。刘璈接任时，台湾军务的混乱与败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譬如台湾原有的由各营抽调兵勇组成的格林炮队，在刘璈履任前虽已操练有年，但当他到任检阅时，所见却只有“*、洋烟，藐无忌惮。教习徒自装炮，令人开放，而度数的要，秘不示人。兵勇习成疲玩，出入自由，而彼此牵连，漫无专责”［（１０）］。因之，他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十月起曾多方设法整顿，但终因台湾镇吴光亮与其意见不一，总督何璟偏向于吴，而省中物议亦指其文武不和，他才不得不作罢。即此一端而论，其败坏固非自刘璈始，而终未能彻底整顿，于他而言，亦实系无可奈何。关于炮台问题，他曾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春间，委由安平协将周振邦负责修葺安平土炮台，安排经费不过８００两，而竟有内渡委员向总督何璟开陈摺略提出非议，何在给他“摘录数条，俾资留意省察”时，也专门列了“安平添设土炮台”一节，而且是作为首条，致使刘璈不得不禀复声明：“不过修葺，并非建造”［（１１）］。由此可见，在他任内于各口未新添营垒，新筑炮台，亦并非他个人之咎。关于武器问题，他于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十月曾针对“郡城军装局所存枪炮药弹，为数本属不少。乃一经点查，如后膛枪子，则年久变坏者有之，不合膛不能移用者有之。初买之时，配子有限，用之易尽。如爱惜其子，不发操演，或所发太少，军营操之不熟，虽有利器，置之无用；广发勤操，子药立尽，有枪无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