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参劾的不实

就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五月十三日，刘铭传奏称：据禀包办洋药厘金董事陈郁堂隐匿厘金，“叠经札提陈郁堂来辕讯究，竟敢抗延不到。台湾道刘璈督办税厘，上年秋冬饷项万分支绌，宜如何筹画搜查，顾持危局？乃任该商吞匿巨款至六万余两之多，事前既为隐庇，事后更加徇纵……上年十一月底，禀报台南饷竭，溃散堪虞，截留台北协饷五万两，商吞巨款，若罔闻知。本年三月底，该道会同沈应奎禀请全台洋药厘金每年加征十万元，仍由陈郁堂包办。臣批该商侵吞隐射，业经札提来辕，应侯讯办确查，再行核议。该道硬行抗办……于奉批后就复具详为商人回护，显系通同作弊，侵没饷需。臣已檄令撤任，听候查办。”［（９）］此即刘铭传参劾刘璈之缘起。

从表面上看，刘铭传据以将刘璈撤职查办，进行参劾的理由，是他包庇奸商，“显系通同作弊，侵没饷需”。然而，就在该摺的末尾，他又声叙：“除将刘璈贪污狡诈劣绩多端另摺奏参外，一面催提奸商陈郁堂到案，研讯有无通同作弊情形”。由此可见，这显然不是他要参劾的真实理由。否则，摺前既言“显系”，虽含揣测，却已十分肯定，而摺尾却又明确指出尚待“研讯”，岂不自相矛盾？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上引摺文，便不难明白，其真正的原因，全在于刘璈先曾截留协饷，后又“硬行抗办”，不受节制，因而于此借端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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