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枪同。至后膛大炮，子药尤贵，品类各殊，配购极为不易。海上无事，犹可取资外洋；防务稍紧，势必远莫能济”的实际情况［（１２）］，禀请于台湾府城或台中地区择购疏旷地段，设立“修配枪炮子药局”一所。经批准后，即派人到上海采购原材料，办成了一所自制火药的小厂。本拟待办有成效后再行扩充，兴办大*厂，只因技术人员缺乏，资金短缺，加上后来中法战争的干扰和战后不久刘即被参去职，计划才未能实现。同年十一月，他又曾上书督抚，详请咨商两广、两江督抚和南、北洋大臣，调拨或购办水雷、船只到台运用。还曾派员赴上海、香港等处觅购商船，拟改作具船。在这一系列举措均未成功的情况下，他即于光绪十年闰五月间派员赴香港购买了三只小火轮船，分驻澎湖、台南、台北以资转运，藉补大轮船及水师之不及。由此可见，他未购得精利枪炮，并不说明他未作努力。而且，也未必只有用有限的经费，从外洋去购买昂贵且难以修配的枪炮，才是尽心尽力。至于说“台南各军不闻操练，徒藉提截旷以掩虚冒，致各营空额日多”，则据其《巡台退思录》所收公文及总督何璟的有关批文可知，更与事实不符，无须深辩。
即就其比较近实的第二、三条而言，在刘璈任道职前，台湾各方面的管理均很混乱，都存在诸多的问题与漏洞，未见得盐务、厘务两个领域便独清整。刘璈营私即或有之，但要说盐务、厘务之坏“自刘璈始”，自也未免夸大其辞。
刘铭传所劾第一大罪，乃称自光绪十年“八月十三日基隆退守之后，台北饷需奇绌，该道不独丝毫不济，忽于八月二十日咨行署提臣孙开华、曹志忠等，据称台北十二营俱至六月十六日起加足夫价一百九十二人……该道明知台北无饷，意在诱协各营哗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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