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有５４名船员遇难为由，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台战争。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３０００余名侵略军，分乘数艘军舰，大举进犯台湾。日本发动的这次侵台事件，由于遭受到台湾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加上当时疾疫流行，日军大部染疾，最后失败了。但通过这次事件却充分显示了台湾在军事战略和国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福建巡抚丁日昌在１８７７年上奏清廷时所说：“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富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必不可弃”。［５］而且，台湾不仅自身的地势险要，也是东南沿海各省的前哨基地和屏障，并与东南沿海各省形成犄角之势，对东南沿海各省既起着护卫作用，又能互相声援。所以，丁日昌在奏折中又说：“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喝。若再辅以中等铁甲船二三号，则遇各岛无理肆扰，尚可由台断其后路，使彼有首尾不能相顾之忧。故台强则彼有如芒刺在背，时存忌惮之心，台弱则彼视为奇货可居，各蓄吞噬之念”。［６］原船政大臣沈葆桢更提出“台湾之险甲诸疆”［７］之说。
为了加强台湾海防，国内许多有识之志都提出必须在台湾开展一场以“练兵制器”为中心内容，辅以全面开发台湾经济的洋务运动。早在１８４７年日本大举进犯台湾时，清政府就派沈葆桢率军前往台湾。沈葆桢巡视了台湾以后便深深感到，台湾“地大物博，列国觊觎，自非悉心经营，不足以资富庶”。［８］于是，他提议清朝首先解除二百多年来一直禁止大陆居民渡海赴台的*，建议“定让则”，广招内地居民赴台“刊林木”，“焚草莱”，开垦荒地，并提供“牛种”，[9]以开发台湾的农业经济。同时他提议开采基隆煤矿，架设电线通电报，建议从福州陆路架设一条电线到厦门。再由厦门埋设海底电缆直通台湾，说“欲常通消息，断不可无电线”。［１０］然而，沈葆桢不久便由福州船政局调任两江总督，他的这些建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但不久，另一著名洋务派代表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丁日昌赴任后很快巡视了台湾，并在１８７７年初上奏清廷，建议“速将轮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以为“未雨绸缪”之计，否则一旦“该二岛［日本与西牙占领下的菲律宾）猝然有变，非仅止于虚声恫喝而已”。［１１］丁日昌形容当时台湾的形势说：“犹如一人之身，由于营养不良，以致筋络不舒，手足痿痹，这时，“虽有侵苓之剂，不能为功”，只需“良医相其脉络，治以针砭，则沉疴立起”，他说“轮路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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