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国家，统治者对臣民的统治手法主要有二：暴力压服与精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中国古代礼法并用、恩威兼施、德主刑辅都是这种治术的具体运用。而在承平时期，精神*式的封建教化对统治者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求长治久安，有效地统治以汉族为主体的江山，极力吸取历代统治之术，对精神教化尤为重视。清开国不久，顺治帝即宣称：“教化为朝廷首务。”[29]顺治九年(1652年)，清帝仿明代“圣训六谕”，颂布“六谕卧碑文”。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又颂“上谕十六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论，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做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心，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30]雍正二年(1724年)清世宗对圣祖“上谕十六条”详加阐释达万余言，称为《圣谕广训》，刊刻颁行各省督抚学政，转行各府、州、县地方文武官员及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宣讲。以皇帝钦定的“圣谕”作为教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清代教化的重要特点。除此之外，儒学经典、律令、礼仪以及乡规民约等也是教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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