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民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而“各种各样的启蒙形式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 讲、演说乃至各种各样的汉字改革方案以及识字学堂等都在1901年以后大量出现。”[9 1](P7)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警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 面是由于警察身份的特殊性，“警察既然站在与人民日常生活接触的第一线，不管愿不愿意常常成为推动新事物、新措施的尖兵，所以本身就需要被启蒙和再教育。”[91](P 87)开警智是开民智的一个重要子课题；另一方面，由于警察与下层民众联系十分紧密 ，为了更好地宣传新政的精神及解决社会上的种种问题，警察又非常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周告众知，俾其遵循。正如袁世凯所言“警务传单必使家喻户晓，然后举办， 自然乐从。”[4](P608～609)这就要求警察必须同时以教化者的面目出现。于是警察就 在这场清末社会下层启蒙运动中，扮演着受教者和教化者的双重角色。 

自警察出现之日起，当局就十分注重警察的素质，“警察者执行法律而亲民之官也，自非精通法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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