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中国西部亦早表关注。中法战争后，康即深感“国势日蹙”，中国必须发愤自救，“及时变法”（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页。）。1888年在《上清帝第一书》进一步挑明这种深切危机感和要求变法与中国西部情势十分相关。它是导因于“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而腐败的清王朝却“晏安欢娱，若贺太平”（注：《康有为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1895年5月，康有为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时，联合18省举人1300余《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更多地谈到中国西部危机，痛切指出，台湾“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注：《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75页。又据该卷105～126页公车上书题名录统计，西部各省举人参与题名者有陕、甘、川、桂、云、贵6省共396人，占题名总人数593人的67%，由此亦可见康有为、梁启超对联络西部人士的重视和西部士人对国事关注的热度。）他们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对策。在迁都问题上，他们主张迁都西安，因“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借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注：《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81页。）即加紧在新都区域进行近代化建设，以应急需。在变法图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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