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人，而洋货流行，使洋人大获利润，“利权”落入洋人之手，这是不应该的，也是造成中国钱财外流、日益贫乏的重要原因。由此人们得出结论，提出中国人应当起而仿行西法，自造洋货，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以自己的优势去与西人争夺市场，争夺“利源”，“分西人之利”，以夺回“利权”。如有人所说：“欲禁民人不用洋货，势所不能，则莫如中国自行筹赀，逐一仿造，庶凡将中国之货易中国之钱，富者可便于购求，贫者更开无数谋生之路。按之和约亦所准行。而来华之洋货日稀，即银钱流出日少矣。”[3]到七八十年代，上海社会舆论积极呼吁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洋货制造业，仿造洋货，去占领洋货市场，与洋人“分利”，与洋人展开“商战”，直至夺回“利权”，这才是挽救国家贫弱的富强之道，从而形成了中国以求富强为中心的近代工商业观念，即重商主义。
在社会生活方面，对于从商之风及商人地位的上升，以及贵贱尊卑失序现象，也有人开始不再拘于传统身份等级观念，而以务实的态度，更多地从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对各阶层的评价应当从其社会实际作用的角度来看待，提出以实际作用为基准的评判标准，显示了一种与传统身份主义取向不同的能力及功利主义取向。例如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有人便抛开以往基于道德主义和农本主义的轻商、贱商观念，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来重新审视。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振兴工商以求富强已成为社会上越来越多人认同的口号，在这种尚富强的新社会价值观念确立之下，一些面对现实的人们也开始从兴商强国的角度，以富强的功利价值标准，来看待商人对社会的作用，对于商人予以重新定位。例如，在1872年《申报》上一次关于士商地位的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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