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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上海看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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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0: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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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就针对尊士贱商的传统观念，提出现在的买办、商人发财之后，“多有发达，体恤时艰，捐助军饷者，不知凡几”。他认为商人发了财以后，拿出钱助饷赈灾，对于社会有实际的用处，远胜于那些只知道舞文弄墨空言无补的文人学士。“其家虽不能致君泽民，而胜乎舞文弄墨、颠倒是非者相去几何？”[13]有人更进而提出，对于社会各业之人的社会地位，不应当只是以传统的身份贵贱作评判的标准，而应当以其对于社会的实际作用来衡量，“夫人类各有分，如士、农、工、贾是也。欲较量其上下，则以其所行所为之大小，子（仔）细而求之”。论者认为，依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商人的社会作用则“更为大矣”。这是因为商人对于现实国家和社会需要来说功用最大，“夫西人通商之事，于国计为大事”，买办商人们对于通商发挥的作用最大，“奏效于此役也，功莫大焉”，所以“即或嘉之过分不亦可乎？”这位论者甚至还进而说，如天下之人，都能象广东人那样乐于作买办商人，对于通商这一国计大事“大奏功效，实中国之大幸矣！”这种看法已经完全抛弃了贱商观念，而是明确地以“国计”、通商、“富强”为评判标准，因而对商人的作用给予这样高的评价。以这种新价值标准来衡量，与商人对国计的“大奏功效”相比，以往一贯推崇的士人的作用就黯然失色了，况且当时士人阶层已经充满了腐朽之气，盛行逐利之风，所以这位论者说：相对于商人于国计大事“功莫大焉”，士人的作用反而不如，“士人有高有低，以其所行所为，尚有不如商人者。”[14]这种观点反映了人们对于商人的评价，与以往的重道德相比，而更加注重实用功利性，开始从国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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