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祠修谱之后又有族学之兴，第六世陶兆第在1916年所作《自述》中称“……若水旱偏灾、地方公益余亦解囊＠⑧助，譬犹沧海一粟尤不可道。惟本敬宗睦族之谊，独任修谱、助资建祠两事差可见祖父于地下。而族学未兴，仍有遗憾。是则有志莫逮，以待将来者耳。”陶兆第死于1921年。陶兆第的子孙按照他生前的愿望“以金坛置田二百亩及本埠西越城内市房一区捐送宗祠，为兴学倡”（注：《镇江陶氏族谱》卷4《第六世振声公捐产兴学碑记》此记由郑孝胥书。）。又据《镇江陶氏族谱》卷4《绍勋同侄天保致族长书》，此田产与房产：送宗祠管业，以逐年田租房租为兴族学专款，不得移作他用。……复提出大洋5500元捐送宗祠，转给族中之经济不足者，俾得维持生计。”

    在民国十九年《镇江陶氏族谱》中，新增《宗祠津贴族人学费章程》，该章程总则称：“族中贫寒子弟无力求学者，得由宗祠酌贴学费，以资造就。”民国十九年谱与民国三年谱的家训内容基本相同，唯一多出了关于重视家教的内容，并且放在家训中的第一条。可见这时陶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十分深刻的体会。“虽始则藉富者之富以为教，而终则得教者之教以致富”（注：《镇江陶氏族谱》卷4《第六世振声公捐产兴学碑记》。）。这样的认识把教育与家族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已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

    经过近两百年的努力，到二十世纪初，陶氏家族由一个外来平民小户一跃而成为地方望族。1914年李遵义序称陶氏“子孙蒸蒸，聚族而居，称著姓焉。”民国十九年何希澄序则把陶氏家族与南宋以来定居于镇江的赵宋皇室后裔相提并论：“吾邑号称望族者莫如大港之赵，丁口达数万，而寄籍各省者犹不与。……而近代以来可与赵氏比隆者则为陶氏。”

    从陶氏两次纂修族谱看，当地著名绅士陈庆年、李丙荣、李遵义等为之作序、作传，近代名人于佑任、章＠④、郑孝胥为之作传、书碑；陶氏第六世兆全之子“娶同邑江都县教谕李遵义女”（注：《镇江陶氏族谱》卷3《陶季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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