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对镇江地区的宗族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一些宗族组织呈现出松解崩溃的趋势，“吾乡士族自遘发乱以来，散处四方，ｑīｎ＠⑥ｑīｎ＠⑥中落，建祠修谱之举寥若辰星”（注：宣统三年《京江柳氏族谱·润州柳氏续修宗谱序》，高昌觐撰。）。宗族制度也有日见式微之虞。“晚近士大夫多不讲宗法，其仕宦而富贵者往往不归故乡，避戚族若异类，弃其祖宗坟墓而远处善地，积金钱谋田宅以私其子孙，曾不再世而已弗能守，甚有流为奴隶乞丐而莫之收恤者。……士大夫且然，然农工商贾又何责焉”（注：光绪十九年《重修京江顺江洲王氏家乘·京口王氏重修家乘序》，朱凤仪撰。）。

    但是民间和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宗族组织及其制度还是大力提倡和认同的，如宣统二年镇江绅士鲍心增、李慎侯、陈庆年、李恩绶等合词吁请当局准允以宿儒柳兴恩入祀乡贤祠，其入祠之理由除了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外，更因其在维系宗族血缘群体方面有突出表现，“独营基构，敬宗收族，育德振民。虽极衣缝冠进之贫，恒抱广厦大裘之愿”（注：宣统三年《京江柳氏族谱》卷1《宾叔公崇祀乡贤录》。）。民国初年，政府对于捐财助产、倡建宗祠义庄的地方绅商也是给予大力的表彰，现存于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内务部请褒扬苏浙川三省故绅有关文件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建祠修谱，对于宗族血缘群体的维系和其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坚守传统的宗族观既是陶氏家族的精神需求，也是其跻身镇江主流社会的现实需要。

    （二）家族意识的优化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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