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和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强国货的竞争力,其动机已远远超出了维持家族生存这样狭隘的范围。这是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民族工商业组织对中国经济利益遭人掠夺的积极的反击,尽管它可能不那么有力。
(四)自我肯定——与时俱进的价值体认
清朝中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已不再把经商行贾视为卑下之职业,但是绝大部分家族仍把科举仕进和求学深造视为人生的最佳出路。通观陶氏家谱,笔者感到其中流露出十分强烈的近代气息。两部家谱都以经营江绸业为主要内容,毫不隐讳自己以经商起家的历史,“父绍兄勉,益竞于其业,将以扬诩前烈于无穷。”并把家族事业与区域社会的富足联系起来,如旧谱《陶氏两封翁家传》称“两翁……不务惊世骇俗而经济学问即寓于所业之中。一机杼之张,恃以养者若干家,一车船之运,恃以养者又若干家;其利于物也公而溥,斯即书诸史乘足以风矣。”
不仅对自己的生活价值高度肯定,陶氏家族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也给予充分地自我肯定,“士族之商于绸也,譬彼士农所谓食旧德服先畴者耳”(注:陶氏第六世陶兆全语,见于《丹徒陶氏族谱》陈庆年序。)。又如《卜五公及配周孺人合传》中亦有同样的内容:“士不登乡举里选矜式国朝,而苟能圭璧饬躬、廉隅厉节,为商界之杰出、为梓里之完人,亦将列为独行篇,俾邦人瞻仰仪型,奉为前民之矩蠖。”这里陶氏堂而皇之地把自已列入士绅阶层,显示了十分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同心理。同时陶氏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当地名士的肯定,陶季成曾“拟综其商业事例,博稽通考,别为专书,以辅翼族谱而为整饬宗bēng@⑦继志述事之一助”,邑绅陈庆年赞其“意甚盛也”(注:《丹陡陶氏族谱》陈庆年序。)。这里对从事工商业的高度肯定,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注:参见马敏《商战:中国近代化思潮的一个侧面》,《人文论丛》2000年卷《现代化进程研究专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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