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氏家族经营江绸业并能将之延续百余年之久，简单地说是出于生存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是有区别的。在第五及第六世时，陶氏扩充经营规模，主要是出于宗族人口繁衍的压力，如陶兆奎“性尤友爱，稔二弟仔肩重，食指繁，综三人之生计而局于一隅，恐不堪以持久，爰就其远且大者商度之”（注：《丹陡陶氏族谱》卷2《小轩公传》。），由此创立聚茂福记绸号；又如旧谱《国安公传》载：“迨同治初年，始各返里，虽各立生涯，幸犹未尝远隔。我伯叔等七房自回籍以来，子孙蕃衍，添丁至六十余人之多，……”（注：《丹徒陶氏族谱·建祠修谱缘起》。）“时兄弟辈（陶兆桂四兄弟）均先后授室，食指众多、家用浩繁，窃引以为忧。爰与兄长步蟾及振声、季成两弟议曰：江绸吾祖业也，不可堕其绪。自今以往，生齿日繁，尤不可不早为之计。遂定议合创乾记字号，……”（注：《丹徒陶氏族谱》卷2《宇平公传》。）从这段家谱材料看，人口繁衍是家族事业规模不断扩展的主要推动力。此外各绸号间竞争十分激烈，“周览衢市，一业稍利，争者群起，竞用仿冒。究之地不加辟，囿于一隅，纵有心计，不过交相倾轧，偕用颠踬，斯已耳视”（注：《丹陡陶氏族谱》卷2《德符公及配李孺人合传》。）。激烈的行业竞争，也迫使陶氏不断地开拓进取，以便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随着西方列强经济掠夺的进一步深化，陶氏源于生存压力的竞争意识，则被赋予了维护民族利权的近代色彩。旧谱《小轩公传》作者论曰：“欧风扇播远被东亚，吾华人佥知有商学矣。……若夫咸同之间，中国商学尚在封塞时代，而独能奋起市廛、光大其业而垂裕后昆如我公者，不亦商界豪杰之士哉。”又《国安公传》称：“其心以为将来商学日精，必成商战，不善战则拘守一隅，而善战则奇兵四出，固不待欧风东渐而已开二十世纪商战之先声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商战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工商业为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与西方列强经济掠夺与扩张所作的艰苦抗争，陶兆桂在民国期间创办的机器织绸厂就是进行商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显然他们想通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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