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乡土教材的编纂者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群体，从有限的资料所见，他们在民国时期不是在地方上从事具体的中小学教育工作，就是担当校长或县议员一类的公职。这一层知识分子是统治当局和具有全国性地位的思想领袖所传达的信息的守门人(gate-keeper)，许多*和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和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和普通市民或乡民的。在编辑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时，他们用的材料或许陈旧，但他们一方面需要回应政府从上而下的新政，另一方面经过官方和民间传播各种新的教育、*、社会和经济观念的耳濡目染，自然会结合自己对地方情况的认识和观感，把旧材料加以重新组合和发酵。下文的讨论将同时运用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两种材料，说明有关编纂如何在乡土教材中，将几个新概念——人类、宗教、实业、商务——联系起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乡土和国家的关系。由此更会发现，在“乡”与“国”此抽象的两极之间，作为地方精英的教材编纂，又如何运用“族”的观念，来获取和维护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在地方上的利益。

    自近而远　由乡及国

    编纂乡土教材首要的任务，是要将“乡土”和“国家”这两个命题联系起来。《首版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不但大力强调爱乡与爱国的关系，在谈到潮州人到海外谋生甚众的情况时，作者更特别强调乡土教育的重要：

    夫地理学之关系于爱国心至巨，爱国必基于爱乡，故乡土地理之编尤亟亟不容缓，潮州乡土地理又有甚焉者。海通以来，列强竞以中国为大舞台，东南之门户，实左右之。交通既便，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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