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地方读书人这种把乡民和国民自然而然联系起来的逻辑，正是梁启超在1900年后论述国民观念时大加质疑的。梁在1899年发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时，还认为一族一乡一堡的自治传统，正是中国得以在世界成为“最有势力之人种”的实力所在。但是，1902年以后梁启超陆续发表的文章，便认为“乡”和“族”等组织，是建立“国”的绊脚石。在《新民说》一文中，梁说：“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在《新大陆游记》中，梁遍游美洲后，有感而发地谈到中国人之缺点，说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注：见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原于1899年出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8-49页；《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6页；《新大陆游记节录》（原于1903年出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21-122页。）由此可见，不同层次的读书人，由于见识、经历和*需要的不同，在理解和诠释“国家”和“国民”等观念时，其旨趣有何等大的歧异。

    在“乡民”与“国民”两个概念之间建立关系的同时，乡土教材的编者实际上也在参与界定什么是“民”。从朝廷“编户齐民”的考虑出发，《乡土志例目》分别在“实业”、“宗教”和“人类”等几个类目里，引导着乡土教材把境内的人口加以区别：

    实业凡齐民不入他教者，务查明实业，分而为四：士若干，农若干，工若干，商若干。

    宗教本境所有外教，务查明编入：回教人若干（回教与回种有分别，回种系真阿剌伯人，可编入人类门，回教有阿剌伯人，有旗汉人，入教者均编入此），喇嘛黄教红教人若干，天主教人若干，耶苏教人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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