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权”观念强调的是己国经济技术的发明权益，不能为外国剥夺，这个论述逻辑，是秉承道光以来面对外国的“船坚炮利”，须“师夷长技以制夷”方能自强的思路而衍生出来的。因此，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虽然是对中国权益的侵害，但源自外国的物质建置，却是中国“改良进步”的象征。不论是“土产”还是“洋货”，乡土教材的编纂都能够灵巧地借用来表达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把“乡土”和“国家”两极连接起来。
乡民国民 汉种异族
器物建置固然是晚清上下为达致富国强兵的主要途径，但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确立“国民”观念，重新界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对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更为根本。正如梁启超所言，“国也者，积民而成”（注：梁启超：《新民说》（原于1902年出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页。），“何谓国民”，是晚清读书人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处身在这个语境中，如何把“乡民”和“国民”联系起来，便成为乡土教材编纂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课题。1909年出版的《新宁乡土地理》的作者便是这样层层递进地叙述“国”和“乡”的关系的：
夫乡土地理之义，果何自来哉？曰国民、曰乡民、曰土人，此等名称既为人人所公认，但言人民而实之以乡国，以见为国民者不可忘国，为乡民者不可忘乡，为土人者不可忘土。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即此意也。（注：雷泽普：《新宁乡土地理》，《自叙》。）
《仁化乡土志》的作者，更把“国民”与“祖宗”的观念联系起来，谓“授邑以后，一棘一荆，皆我祖若宗所披斩，一草一莱，皆我祖若宗所开辟。花卉鸟兽之奇，山川人物之盛，代有纪录，美不胜书，皆我国民后生所当留意者焉”（注：《仁化乡土志》，《绪言》。）。在此观念基础上，进而把近代“国”和“族”的观念合二为一，用来叙述宋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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