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会馆公所在创建时的募款过程，都是备极辛苦。[58]以金华府商人在阊门外捐建的“金华会馆”为例，商人在乾隆九年(1744)发起捐款，“佥谋建馆，乃捐拓橐囊、权子母”，但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才有能力“卜宅于（阊门）南濠”，次年才有自己的专属建筑物。[59]杭州府绸缎商人合建的“钱江会馆”，由乾隆廿三年(1758)“始创积金之议”，到乾隆卅年(1765)建成，也以七年时间才募款得成。[60]而这些仍只是募款成功的例子，清代苏州其实仍有不少商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未能创成会馆公所。[61]同时，即是曾经创成一座会馆公所，也不保证可以持续维持，“豆米公所”是一例，[62]“锦文公所”也是一例。[63]
会馆公所经费来自商人捐助，但商人并无义务定期捐款。会馆公所产生的“董事、值年、值月”组织规章以及向官府呈请“立案”法律制度，都具有对捐款商人表示捐款与“公产”安全的作用。在这种“募款—捐款”相对关系中，“人情”早已超越了“异乡骨肉”的同乡关系意含，而成为一套维持凝捐款商人的信任机制。有些会馆公所在此方面运作相当成功，如“全晋会馆”商人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即曾自豪地说：“人咸乐为捐输……自乾隆壬午（廿七，1762）岁始，每年所捐若干，每商所捐若干，至今十有六载以来，捐输弗绝”。[64]有些会馆公所则经营不佳，必须重新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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