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6月，页59-65）。范金民利用既有研究，配合其它史料，有更新的考订，本文改引范氏估计：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42-249。
[9] 明清苏州客商的较全面介绍，可见：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10] 王士性，《广志绎》（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新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2，“两都”部，页276。文中的“江右人”主要即是指江西商人。早在《弘治问刑条例》单刻本中，“江西等处客人”即因经常赴北京打官司而被中央政府制订律例明文禁止：“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页855）。万历年间成书的《王肯堂笺释》已指出此条例文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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