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也如是。由于是《徽州府志》的记载，浙方情况稍略，然嘉庆八年（1803）截米，浙方官员不“儆奸”，“反将过境之米勒起封贮，不给价，不放行”；嘉庆九年（1804）截米，直接由浙方淳安知县古某出面设卡拦截，对这种“官方行为”，浙江巡抚已作了明白的注脚：是“彼间绅衿”的意图。“彼间亦有绅衿公呈，不能强其舍己从人”；“彼间绅衿亦复甚多，百姓惶惶共为私禁，亦不能官为强勒出贩，致酿事端。”
双方乡族组织的代表士绅均打着为民情命的旗号：徽州士绅以民食不济、“一线梗塞，万户啼饥”，呼吁“救民汤火”；浙方士绅亦称因“百姓惶惶”，遂堵截徽商米船。这固然反映了乡族组织及其代表士绅以本经济社区的民生为己任，然其中也可看出各以双方为背景的徽商、浙商利益之争。最初徽方即指斥浙方“奸牙地棍”“诈扰害商，视为利薮”；最终又流露出“不拘徽商贩之何方之米，经由伊地一概卡阻。尤复勒令米船减价贱卖”，“商人持血本觅蝇头者，竟遭阻陷，米船俱未得归”，则是有力的证明。
大的经济社区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调整与解决，各乡族组织及其代表士绅仍须通过或仰仗上层政权的代表各级官员。整体上看，各乡族组织及其代表士绅基层社会经济社区的实际统治者，各级官员是凌驾于各社区、各组织之上的政权的代表，各经济社区的乡族组织及其代表需要向上依赖各级官员——政权，调整其相互间的关系，赋于其行为的合法性，以政权的力量干预和保护之。然尽管如此，由于19世纪双重统治格局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各经济社区的乡族组织对上层政权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或制约力，各地各级官员对其上禀、呈文、吁请，则十分重视，处理迅速，言听计从，予以支持。徽州士绅有组织的诉讼，系于徽州府、安徽巡抚、两江总督处同时上禀，全面开花，并不逐级。而各级官员非但不责其越级之咎，反而均即时下发处理批文，以致出现各级批文互有交叠的现象。浙江官员也以“彼间绅衿”的意图行事，始则并不“儆奸”，继则直接出面设卡拦截运徽米船，最后在安徽巡抚、徽州府知府移文商请；两江总督飞咨饬令的情况下，竟敢装聋作哑、指东道西——避开淳安设卡截阻的要害问题，但云长安并不遏籴，听徽来贩，同时“愈咨愈阻”，禁比前厉，“不拘徽商贩之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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