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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研从清代安徽的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存在与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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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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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除二就查清了事情的原委了。接着，追缴山主价银；设限令棚民拆棚还籍；针对租佃双方立法示禁等，似乎“公平合理”，体现了超乎各社会组织之上的政权的形象。然而仔细分析，这其中仍然反映出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组织本质上的支持。
首先，处治的基本点是邑绅等要求的“驱逐棚民”。其次，在追缴价银上，大大牺牲了棚民的利益。杨懋恬规定，“所有租价银按年分摊，如原限二十年租价一千两，已种十年即扣除五百两，仍还银五百两”。但实际上，本案召约租价共计2635两3钱7分，内理应扣除程金谷身死报明勿缴银80两，尚余2555两3钱7分。杨以“该棚民承租数年，具经得有利息”，又扣除银1155两3钱7分，最后“酌给银1400两以作拆棚回籍之资”。这里所说的“数年”，最高算作10年，那么，“查各召约年限距满限还有20余年不等”，也就是说，原限至少是30年，只应扣银1/3，实际加上程金谷身死报明勿缴的80两，扣了1/2强，棚民不服，“游移”，杨懋恬即以要就一个子儿不给，且“严行究办”相威胁，迫使棚民就范。再次，杨懋恬立法示禁，仍维护了各宗族组织的利益——“此次清查禁约以后，如有再将山场生地及收回旧山仍召棚民垦种，及棚民出银承种者，藐法故犯，即与盗买强占无异。请将出租之人无论公业私业比照子孙盗买祖遗祀产至五十 << 上一页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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